十九世纪末，学者们发现并认识了甲骨文。甲骨文的发现，象璀璨的群星，把学者们目光集聚到了甲骨文的研究方面来。这种古老而系统的文字，与埃及的纸草文字、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和印度的哈拉伯文字并称为世界四大文字体系。
关于甲骨文的发现最为流行的说法
清末任国子监祭酒(国家教育的最高行政长官)的王懿荣于1899年发现的。据说，在这一年的某一天，王懿荣派人到北京菜市口达仁堂购买一种叫“龙骨”的中药。当时王懿荣正患疟疾，据说这种“龙骨”可以医治疟疾。“龙骨”买回来之后，王懿荣打开药包一看，发现这些“龙骨”上隐隐约约地刻着密密麻麻的符号，他觉得很奇怪，于是就细心的观察和揣摸起来。王懿荣学识渊博，对古文字学有很深的造诣。他的这些渊博的知识使他能够对这些奇怪的符号产生不同凡常的联想——“龙骨”上的契刻符号很可能是一种已经失传了的古文字。经过他潜心的钻研，他认定这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与此传说不同，有人提出甲骨文是天津人王襄在1899(光绪24年)发现的，因为王襄在1955年所写的《簠室殷契》中提到“世人知有殷契，自1898年始”。1898或1899，一年之差，聚讼纷纭，似乎没有多大必要。但作为一项重大的发现，确定一个准确的年代，则是科学态度问题了。经过一个时期的争论和研究，大多数人都认为王懿荣在1899年首先发现了甲骨文。我们这里提到的发现，是学术意义上的发现，也就是不仅见到了甲骨文，而且认识了甲骨文。而一般意义的发现，是指在田野里挖出了甲骨文。从一般意义上讲，在1899年之前，人们就已经开始在殷墟这个地方挖掘甲骨了。他们挖掘甲骨的目的，不是把它当作一种文字材料，更不是当作史料，而是看中了它的药用价值，出售给中药铺，医治人们的疾病。有一个时期，人们吞下去了不知多少称为“龙骨”的甲骨文，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愚昧无知不仅不能医治中国人的病，反而给中国文化带来残重的损失。在这些人当中，王懿荣首先认出了甲骨文
这决不是什么天赐的机遇，而是知识与智慧的结晶。
1900年秋天，义和团运动兴起，王懿荣以国子监祭酒任团练大臣，在八国联军人犯北京的时候，慈禧太后带着皇宫仓惶西窜，王懿荣痛心疾首，投池自尽，以身殉职，其所藏甲骨大部分被《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收购。
甲骨文的搜集、整理与传播
甲骨文发现后，立刻轰动了整个学坛。有承认的，也有否认的。当时学术界有两派，即“复古派”和“疑古派”。一般地说，“复古派”肯定甲骨文是已经失传了的古代文字，而“疑古派”中的一些人则予以否认。所以对甲骨文的搜集、整理与传播就成为“复古派”同“疑古派”斗争的有力武器。
在王懿荣为国殉职之后，刘鹗(字铁云)就购买了王氏的大部分甲骨，在搜购甲骨方面用功颇勤。1903年，他将自己收藏的甲骨，精选出1000多片，墨拓后编成《铁云藏龟》发行。这是自甲骨文发现之后第一部甲骨书籍，对于甲骨文的传播有筚路蓝缕之功。吴昌绶在这部书中的序言中是这么评价的：“乃兹龟甲古文，又别辟一蹊径，埋蕴既久，地不爱宝，一旦披豁呈露，以供好古嗜奇者探索，文敏(王懿荣字)导其前马，先生(指刘鹗——编者注)备其大观。”刘鹗不仅仅是一位热心古代文化的学者，而且也是一位留心于世务，殚心于实业，匡世济贫的有志之士。在八国联军虎视北京，清政府又无能为力的紧急关头，刘鹗开仓赈济北京的饥民。这一举动却得罪了有司，被定罪后于1910年流放新疆，最后客死异乡。但刘鹗对于甲骨学的贡献将永垂史册。
甲骨文的发现与传播，也引起了外国人的关注。这些外国人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有些人对中国文化还颇有研究，搜集甲骨文就成了这一时期外国人的一项特殊爱好。1903年一1906年，美国驻山东的传教士方法敛和英国教士库寿龄就从古董商人手中收购了大批甲骨文，他们将这些甲骨转卖给英国人在上海开办的博物馆。随后，英国人金璋、法国人威尔茨、卫礼贤又将收到的甲骨卖给法国和瑞士的博物馆。明义士是加拿大的一位牧师，长驻彰德府(安阳)，他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经常骑一匹老白马，在洹河两岸游荡，目的就是寻找甲骨文，他收购的甲骨数量较多，现藏于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博物馆中的甲骨就是经过明义士之手收集的。除了欧美人之外，日本人也是较早就留心安阳甲骨的，其中有位日本学者叫林泰辅，还亲自到安阳调查和收集甲骨文，现在还可以在日本的大学、博物馆和图书馆内看到这一时期日本人收集的甲骨文。郭沫若先生就是利用日本所藏甲骨开始了他的甲骨文研究和史学研究生涯的。
甲骨学的形成
就在《铁云藏龟》印行的第二年，即1904年，著名学者孙诒让就根据这部书中的甲骨文拓片，对甲骨文字进行了考释，著《契文举例》一书。这算是甲骨文研究的第一部著作，虽然书中有许多误释的文字，但他开创了甲骨文研究的先河，在甲骨学史上有着特殊的贡献。
真正使甲骨文的研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是罗振玉和王国维两位大师的卓越贡献。
罗振玉，号雪堂，清末做过学部参事官、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等。辛亥革命以后，罗振玉以清室遗志自居，为复辟帝制出谋划策，1943年出任伪满州国监察院院长。他感情基础上的复古决定了他学术研究上的复古，不同的是，政治上复古是倒转历史车轮，而学术上复古则开创了一门学问，开创了一代学风。在他发迹和扬名之前，他曾是刘鹗的家庭教师，就因为这个机缘，他与刘鹗结为儿女亲家(他的长女嫁给刘鹗的的儿子为妻)，他有机会见到刘鹗收藏的甲骨文，并动员刘鹗将其甲骨文墨拓编印成书，也为这本书写了序言。甲骨文这门深奥的学问把他给吸引住了。1906年，他在北京任学部参事官时，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广泛搜集甲骨文，并委派其弟罗振常到安阳采掘，1910年，罗振玉出版了《殷商贞卜文字考》，书中按贞卜的事类分为几个项目，由孙诒让的释字发展到罗振玉因事分类，卜辞算是可以阅读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嗣后到1915年，罗振玉躲到了日本，专心致志研究甲骨文，这一时期他出版了《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考释》，将《殷商贞卜文字考》中的考史、正名和卜法扩充而成了都邑、帝王、人名、地名、文字、卜辞、礼制、卜法八章，这就把杂乱零散的卜辞，归纳整理成有条理有价值的史料，甲骨文的研究开始成为古史研究中的具有特殊地位的学问。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是这样评价罗振玉的：“罗振玉的功劳即在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的真实史料，他的殷代甲骨的搜集、保藏、流传、考释，实是中国近三十年来文化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一项事件。罗氏在中国要算是近世考古学的一位先驱者，他的搜集与从来骨董家的习尚稍有区别，他不仅搜集有文字的骨片，并还注意到去搜集与骨片同时出土的各种器物;在1916年他还亲到安阳小屯去探访过一次。这种热心，这种说见，可以说是从来的考古家所未有。”
罗振玉不仅自己传播和研究甲骨文，而且还特别注重培养甲骨学研究人才，王国维就是他的得意门生。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青年时代在罗振玉办的文学社学习日文，深得罗振玉的赏识。辛亥革命暴发后，他随从罗振玉一起东渡日本，终止了哲学、宋元戏曲的研究，协助罗振玉整理、编辑、考证甲骨文。1917年，他撰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殷周制度论》，利用先秦文献与卜辞互相印证的方法，考证出卜辞中所见的殷代帝王及帝王的祖先的名号，使甲骨的史料价值进一步得到发挥。1924年，清华大学筹设研究院，由胡适推荐，拟清王国维当院长。他考虑时局对自己不利，不愿就职，后来经溥仪劝勉，才接受该院教授的聘请。在“疑古”之风风靡史坛的时候，王国维能够比较好地运用地下发现的新材料与文献典籍相结合，著《古史新证》宣扬中国的古老文化，不泥古又不疑古，实在难能可贵。在这本书中，王氏举出殷墟卜辞中有关武丁所卜的卜辞和祭祀文丁的卜辞，肯定了盘庚以后，帝乙以前，商王皆宅殷墟，这与《古本竹书纪年》正相吻合，从而证明了《古本竹书纪年》的不伪。从方法上来说，他采用考古与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法”研究历史，独具慧眼，见解颇新。由于他的高水平的发挥，使甲骨文的研究逐步发展到专门的学问——甲骨学。从思想上来说，他顽固地追随已经没落的清王朝，仇视革命，妄图复辟，于是在1927年6月2日，当北伐战争捷报频传的时刻，他写下了遗书，在颐和园投昆明湖自沉。他政治思想上的守旧，并没有影响他在学术上的成就。正如郭沫若所说：“我们要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是丝毫也不过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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